我们看到郑州新的城市建设，建的高楼非常多，都是几十层的，而且非常密，一片区域里面盖楼的密集程度比香港还要密，前边一栋楼挡着后面一栋楼的阳光，据说按规定后面那栋楼每天只要晒到两个小时的阳光就算合格。
但是这种升值，是和第一种以农民破产代价维持廉价劳动力升值原因一样，都属于挖肉补疮的经济破坏性增长。中国环境水、空气、土壤危及人生命的纵深污染。
理论和事实应该是：其它条件不变（比如国际贸易平衡，不存在以剩余美元抵押增发人民币），人民币如若升值到位，中国物价会下降，而不是上升，这是经济学常识，不必在此解释。虽然中国的物价和发达国家差距在缩小，但是目前仍然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大的核心原因是劳动力价格差距大。能说人民币被低估吗？ 再升岂不物价更贵了？在美国生活，也比在中国便宜。也因为这些国际货币相对中国来说被高估，因此中国才不能经济合算的有效的贸易性的及时使用它们，因此中国才温水煮青蛙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国际货币。做大的中国股市却危机四伏。
其中，1月新增外汇占款达6836.59亿元，而去年1月份的新增外汇占款仅为1409亿元。二、中国出口商品另一大特点，是资源消耗型。1990年代分税制使地方政府税收占比下降期间发生的以地生财则是地方政府用于补足刚性开支的消费性占地。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在资本增密的内在机制作用和以私有化为主的改制中，出现了资本排斥劳动、使农村劳动力在本地的非农就业连年下降的情况。当前因势利导地促进城镇化，就能够形成扩大投资的长期需求，利于缓解日益严重的金融资本过剩压力。整个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达1.25亿人，占当年全国城乡非农就业总数的35.7%。由此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促进以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双增长来拉动内需，同时又可以反过来带动对地方中小企业的需求，出现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和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
不管什么主义、制度、机制，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9亿劳动力（其中5亿农村劳动力）就业。中国是第三世界大国中唯一基本上靠内向型积累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唯一虽有超过2亿的人口流动，却没有发生过拉美和南亚次大陆的游击队起义、黑社会动乱和全国性的饥饿，也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
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镇化 城市化 。这种不幸中的大幸，一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二是因为中国坚持了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保护了村社理性依存的财产基础。乡镇企业在1985-1996年间曾经有过较好的政策条件，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当前，应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和政府大幅度增加农村投入的历史机遇，率先在县市以下开通城市，以优惠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向包括城关镇在内的中心城镇聚集，同时改革农村社区土地和中小企业产权关系，理顺地方治理结构。
不要光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还要看到村社内部大量非农、兼业人口的客观存在——这恰恰是一般被殖民地化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而中国农村特有的村社理性的基础条件——农村据此才多次承接了工业化必然内含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代价，使整个国家实现软着陆。因此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制约性的问题。在2010年最新的一号文件中，城镇化被赋予了与新农村建设同等重要的国家战略地位。其三，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城乡市场较好地连接起来，促进县域经济内含的农村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中国的城市化并不落后。以低成本的农村城镇化和自治性质的乡村治理结构来逐步缓解三农问题。
一方面，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工业化建设大规模占地不可逆转，目前这种制度软约束条件下的行政控制，实际上既不能有效抑制各级政府在财政亏损压力下对耕地农转非巨额增值收益的渴求，也不能控制中央上收了金融权利之后地方政府与具有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之间以地套现的交易。鉴于国情矛盾下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对于制度形成的硬约束，中国不具备简单模仿欧美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条件，遂以1998年提出城镇化、2007年生态文明理念确立后则强调为与新农村建设并行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并拟改变以往无国家投资和配套政策的局面。
因此，这种城市化不可能起到通过大量吸纳农业人口和促进乡镇企业聚集，来缓解人地矛盾，推进规模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很难一般性地以欧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为榜样，而是应该更多参考其它大型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我近年多次强调两个没看到：一是在发达国家没有看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二是在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乡村50%的新增非农就业集中在县城、建制镇和集镇周围，初步形成了约1.7亿的农村小城镇人口5年时间，耿彦波一直在为大同古城改建筹集基金，将摊子铺得很大。
文化+旅游+地产模式托起了大雁塔景区所在的曲江新区，让政府金库充裕，然后这种模式被大面积移植，法门寺、骊山华清池、大明宫还有城内的古城墙环周等。这一点应该引起所有决策者与地方政府的管理者的注意。
据悉，凤凰古城由景区管理方和凤凰县政府各占51%和49%的股份，政府以土地入股。凤凰模式是目前国内通行的做法，优点是政府基本上都是旱涝保收，而且还不用怎么出力，但也相当于贱卖公共资产。
但也正是这种诉求和愿望，在源源不断地给予官商合体、权钱一体化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支撑，然后官商形成一个强大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利益互利关系，而一旦有某些个体在对此进行抗争的时候，会被集体视为破坏者，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罪人一般。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也很有可能因为外在直观感受而认同这种发展理念，比如在外界批评曲江模式时就有很多西安的朋友说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破烂烂，现在看着赏心悦目、景色宜人，是现在西安为数不多可以拿得出手的地方，带着外地朋友来参观挺自豪的，环境好了，公共绿地多了。
还有已有1300多年历史、埋有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古寺兴教寺，日前传出面临大规模拆迁，消息一出就引起舆论的热切关注。不过这种模式相对市场化程度高一些，对于下属机构的设置以及打通体制的限制方面，要下很大的功夫，一旦这个前提实现了，后面几乎一马平川，政府就等着数票子。在市长耿彦波的主持下，雷厉风行地修路、种树、拆迁、造城，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坊间因此赋予耿为造城市长。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如果放置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其实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城市发展的小案例，相同的事件几乎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追溯到开封、大同、太原等的古城改建，无一不引发争议。
二是官商结合、政府参股的凤凰模式。但这样的大手笔，必须要使用各种强力强势推进，此时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招致批评，也正是如此，红顶商人、城市运营商西安副市长段先念、大同的造城市长耿彦波等才屡屡处于风口浪尖，在收获了认同之余，也有很多的指责。
大唐芙蓉园、大雁塔景区、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等景区，都同属于曲江文旅的旗下资产，如今，只要是有重大历史遗存的项目，市政府都会交给曲江去做(段先念语)。更进一步，如果把凤凰古城整个事件放到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考察，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失当的经典案例，比如罔顾民众利益有与民争利的嫌疑、未经合理合法程序作出决策引发民怨沸腾乃至走上街头，而且在事后的处理上也很简单被动…..因此，归结到最后，无论城市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让当下政治经济逻辑遮蔽民众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民众能够参与到这个城市化的进程中，让民众有更多的博弈渠道，以使得在这样的发展中一旦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充分的权利与能力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建设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
在西安的这种文化苦旅中，曲江不仅把资金空手道运用得出神入化，也把城市运营手段，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繁多的模式背后，其政治经济逻辑是一样的，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与经济的高度亲密结合，权力与资本合体，权钱一体化，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而且不管是政府主导，还是政府委托下属机构，抑或政府参股，本质上都是政府公司化的一个表现，是政府深度介入到资本市场，与资本连襟翩翩起舞的体现。整个大明宫遗址公园，政府将不投资一分钱。作为西安当地最大的旅游集团，曲江文旅是在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领导下，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7月投资设立的大型文化旅游企业集团。当下中国政治的评价和晋升体系，虽然现在一直在强调淡化唯G D P论的色彩，要加强经济发展的文化含量等，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被提升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本质上还是很看重G D P的发展，当然如果这种G D P披上了文化建设的外衣，就更标致了。
只有了解了其中运作的政治经济逻辑，才能更好理解为何屡屡有罔顾民愿甚至引起民怨的官商合谋与民争利的事件发生。整个过程体现的是官商媾和体制下的发展逻辑，民众(特别是这个过程中与政府相对的利益相关者)往往成为被遮蔽的群体。
但这些手法在陕西省委党校钟卫国教授看来，曲江是在用文化粉饰地产。对此，开封方面解释资金来源，采用的是政府补贴、企业投资、银行贷款相结合的形式。
三是亦官亦商，政府搭平台以公司化运营的西安曲江模式。潜在的巨大利益，让众多地产商争先恐后地垫出巨额资金，来进行公园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
